哨遍 檃栝鲍明远芜城赋

　　金陵自北门桥西行二里，得小仓山，山自二凉胚胎，分两岭而下，尽桥而止。蜿蜒狭长，中有二池水田，俗号干河沿。河未干时，二凉山为南唐避暑所，盛可想也。凡称金陵之胜者，南曰雨花台，西南曰莫愁湖，北曰钟山，东曰冶城，东北曰孝陵，曰鸡鸣寺。登小仓山，诸景隆然上浮。凡江湖之大，云烟之变，非山之所有者，皆山之所有也。

　　康熙时，织造隋公当山之北巅，构堂皇，缭垣牖，树之荻千章，桂千畦，都人游者，翕然盛一时，号曰随园。因其姓也。后三十年，余宰江宁，园倾且颓弛，其室为酒肆，舆台嚾呶，禽鸟厌之不肯妪伏，百卉芜谢，春风不能花。余恻然而悲，问其值，曰三百金，购以月俸。茨墙剪园，易檐改途。随其高，为置江楼；随其下，为置溪亭；随其夹涧，为之桥；随其湍流，为之舟；随其地之隆中而欹侧也，为缀峰岫；随其蓊郁而旷也，为设宧窔。或扶而起之，或挤而止之，皆随其丰杀繁瘠，就势取景，而莫之夭阏者，故仍名曰随园，同其音，易其义。

　　落成叹曰：“使吾官于此，则月一至焉；使吾居于此，则日日至焉。二者不可得兼，舍官而取园者也。”遂乞病，率弟香亭、甥湄君移书史居随园。闻之苏子曰：“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然则余之仕与不仕，与居兹园之久与不久，亦随之而已。夫两物之能相易者，其一物之足以胜之也。余竟以一官易此园，园之奇，可以见矣。

　　己巳三月记。

　　《随园记》写于1749年（乾隆十四年）。1745年（乾隆十年），袁枚买下了原江宁织造隋赫德的隋园。加以葺治，改名随园。1748年（乾隆十三年），他辞官居园中。从此以后，退出仕途，徜徉于山水烟霞之中，吟诗作文，结交士子权贵，几乎长达半个世纪。

　　随园的兴建，主要出自建筑家武龙台的手笔，但全园的布局均出自袁枚的策划。这篇园记没有细讲园景，只是记叙治园的经过与取园名“随”的含义，而这些正是随园布局的主导思想。袁枚后来又作了多篇记文，主要也是记述自己享受山水之乐的感受及因此而产生的对人世变化的喟叹。

　　这篇记文，先历叙园的地理位置，显得郑重之至。接着便处处扣住“随”字，写葺园的经过与作者的趣味，表现了作者洒脱放任的处世观，充满了初得园的喜悦及对将来悠游林下的生活的憧憬。

　　袁枚的记游一类文章与他的传记文不同，一是力求简洁，一是注重铺陈场景与刻绘人物。这种相体运笔的方法，正是对韩愈、柳宗元散文作法的继承。

　　“德也狂生耳”，起句十分奇兀，使人陡然一惊；因为纳兰性德的父亲明珠，是当时权倾朝野的宰辅。纳兰性德风华正茂，文武双全，在他面前正铺设着一条荣华富贵的坦途。然而，他竟劈头自称“狂生”，而且还带着颇为不屑的语气，这一下就抓住了读者的心，使人不得不注意品味。

　　跟着三句，是他对自己身世的看法，“偶然间，缁尘京国，乌衣门第。”缁尘即尘污，比喻世俗的污垢。纳兰性德化用谢朓“谁能久京洛，缁尘染素衣”的诗意，说自己生长在京师的富贵人家，蒙受尘世的污浊。“偶然间”三字。表明他并不希罕金粉世家繁华喧嚣的生活。在词的开头，他就坦率地把自己鄙薄富贵家庭的心境，告诉给顾贞观，是希望出身寒素的朋友们理解他，不要把他看成是一般的贵介公子。

　　“有酒惟浇赵州土”。原是唐代诗人李贺的诗句：“买丝绣作平原君，有酒惟浇赵州土。”平原君即战国时代赵国的公子赵胜，此人平生喜欢结纳宾客。李贺写这两句诗，对那些能够赏识贤士的人表示怀念。他举起酒杯，浇向赵州，觉得茫茫宇内，惟独平原君值得景仰。纳兰性德径用李诗入词，同样是表示对爱惜人才者的敬佩。当然，他和李贺的心情不尽相同。李贺怀才不遇，攀附无门；纳兰性德生长名门，青云有路。但是，他从顾贞观、吴兆骞等人的遭遇里，深深感到社会的不平，感到人才总是无法逃脱遭受排挤的厄运，因而忧思重重，满怀悲愤。他也知道，他的心境，很难得到世人的理解，他呼喊：“谁会成生此意”，透露出孤独落寞的悲哀。总之，他的失望、彷徨、牢骚之情，统统包含在反诘的口吻之中。

　　前几句，作者极写心情的抑郁，这正好为得遇知己朋友的兴奋预作蓄势。就在感到山穷水尽的时候，他遇到梁汾了。“不信道，遂成知己”。骤然看来，在“不信道”之后，又加上“遂”字，显得有点累赘，但重复强调意外之感，是为了表达得友的狂喜。这几句，笔势驰骤，极尽腾挪变化之妙。

　　接下去是写知己相逢的情景。“青眼高歌俱未老，向尊前，拭尽英雄泪。”青眼是高兴的眼色，据说晋代阮籍能为青白眼，遇见意气相投的人，便露出青色的眼珠。杜甫《短歌行》有句云：“青眼高歌望吾子，眼中之人我老矣。”纳兰性德翻用其意，说他们相遇时彼此正当盛年，都还未老，于是青眼相向，慷慨高歌。不过，在举杯痛饮之余，又不禁涕泪滂沱。英雄失路，惺惺相惜，得友的喜悦、落拓的悲哀，一齐涌上心头。辛稼轩曾有句云：“倩何人，唤取翠袖红巾，揾英雄泪。”纳兰性德的心情，与此相类。不过，辛词“揾”字比较含蓄，纳兰用“拭尽”一语，却是淋漓尽致地宣泄情感。这几句，诗人把歌哭笑啼交错在一起，比杜、辛的诗句显得更鲜明更奔放。

　　以“君不见，月如水”作收束。它是全篇唯一的景语。那一夜，月儿皎洁，凉浸浸的，似是映衬着他们悲凉的情怀，又似是他们纯洁友谊的见证。

　　一般人写词，包括纳兰性德在内，总喜欢较多敷写眼前或内中看到的景色。因情写景，情景相生，会收到形象生动境界隽永的艺术效果。象〔金缕曲〕这样体制较长的词调，完全不入景语，则易流于粗率。纳兰性德这首词着眼于传情，诗人直抒胸臆，但也注意顺手拈来一二景语，约略点染。沈谦在《堪词杂说》中认为：“长调要操纵自如，忌粗率，能于豪爽中著一二精微语，绵缠中著一二激厉语，尤见错综。”这是颇有见地的经验之谈。纳兰性德在歇拍中稍作跌宕，略写月色，正是在豪爽中夹入工细之笔。这似乎是闲笔，却使人感到，诗人极度激动的感情，又蕴含着深沉的意味。

　　纳兰从同情顾贞观、吴兆骞的坎坷遭遇着笔。“共君此夜须沉醉。”这里的“须”字很值得玩味。它表明，诗人要有意识地使自己神经麻木。从写法上看，此句与杜甫的名句“白日放歌须纵酒”也颇相似，但意境大不相同。“纵酒”未必大醉，“沉醉”却是醉得不省人事。为什么必须烂醉如泥？下面跟着作答。“且由他，蛾眉谣诼，古今同忌。”屈原说过：“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在纳兰性德看来，古往今来，有才识之士被排斥不用者多如牛毛，顾贞观等受到不公的待遇也自不可避免。不合理的现实既已无法改变，他便劝慰好友，大家懒得去管，一醉了事。这种一醉解千愁的作法，固然是逃避现实的表现，但诗人冷峭的情绪，乃是愤怒与消极的混合物。

　　“身世悠悠何足问，冷笑置之而已”。从顾贞观等今古才人的遭遇中，诗人想到自己。在污浊的社会中，过去的生涯，毫无意趣，将来的命运，也不值一晒，因而他发出了“寻思起，从头翻悔”的感叹。在词的开头，诗人已透露出他对门阀出身的不屑，这里再一次申明，是强调他和顾贞观有着同样的烦恼，对现实有着同样的认识，他和顾贞观一起承受着不合理社会给予的压力。在这里，通过诗人对朋友安慰体贴相濡以沫的态度，我们也看到了他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和激忿。

　　在激动之余，纳兰性德把笔锋拉回，用沉着坚定的调子抒写他对友情的珍惜。“一日心期千劫在，后生缘，恐结在他生里。”劫是梵语劫簸的省略，是计算时间的数量词。在不期然得遇知己的时刻。他郑重表示，一旦倾心相许，友谊便地久天长，可以经历千年万载。同时，彼此相见恨晚，只好期望来世补足今生错过的时间。用不着剖析，这番誓言，灼热如火。结句“然诺重，君须记”。再三叮咛，强烈地表达与顾贞观世世为友的愿望。

　　纳兰性德有些词，写得悲凉顽艳，象“春云吹散湘帘雨，絮粘蝴蝶飞还住”。象“急雪乍翻香阁絮，轻风吹到胆瓶梅”。使人读来觉得香留齿颊。但是，纳兰词最大的特点是直抒性灵，感情直率，他一贯认为，“诗乃心声，性情之事也。”这种主张，体现在创作中，便显得不事雕饰，天籁自鸣。王国维说：“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这比较准确地概括出纳兰性德的创作风格。就〔金缕曲〕《赠梁汾》而言，我们可以看到诗人运笔如流水行云，一任真纯充沛的感情在笔端酣畅地抒发。不过，纳兰性德的诗歌直写怀抱，又非不注意艺术锤炼，一味粗头乱服。从〔金缕曲〕的分析中，我们发现作者经常化用名句，运用典故。刘熙载在《艺概》中说：“词中用事，贵无事障。晦也，肤也，多也，板也，此类皆障也。姜白石用事入妙，其要诀所在，可于其《诗说》见之，曰：‘僻事实用，熟事虚用。学有余而约用之，善用事者也。乍叙事而间以理言，得活法者也。’”纳兰性德天衣无缝地流畅地运用故实，就是善与活的一例。正因如此，这首〔金缕曲〕显得既酣畅，又深沉；既慷慨淋漓，又耐人寻味。这首词没有华丽的词藻，却使人读来五内沸腾，神摇魄荡，感觉到作者字字句句，出自肺腑。它的成就，证实了一条创作的真理：真情实感，是诗歌的生命。

秋来何处最销魂？残照西风白下门。
他日差池春燕影，只今憔悴晚烟痕。
愁生陌上黄骢曲，梦远江南乌夜村。
莫听临风三弄笛，玉关哀怨总难论。

　　《秋柳》四章是渔洋山人王士禛写于顺治十四年的组诗。顺治十四年，王士禛与众名士在济南大明湖的水面亭相会，饮酒赋诗，赏景享乐。作者在此时看见秋柳，竟也引发了无限的感伤，写出了这四首诗。诗成轰动一时，后世很多学者把这组诗誉为“神韵诗”的真正发端。

　　本诗为第一首，可以说是组诗中最具代表性的，也是最出色的诗歌。写秋柳的摇落憔悴，从而感叹良辰易逝，美景难留。全诗辞藻妍丽，造句修整，用曲精工，意韵含蓄，风神高华，境界优美，咏物与寓意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有着极强的艺术感染力。更叫人叹绝的，是全诗句句写柳，却通篇不见一个“柳”字，表现出诗人深厚的艺术功底。因此为一时绝唱。

　　白下门，指今江苏南京。那是六朝的首都。后来虽还是有名的城市之一，但比起其长期作为首都的六朝时代来，当然可说是没落了。所以，在古代的诗词中，经常被用来作为抒发今昔盛衰之感的对象。 

　　黄骢是唐太宗的爱马；此马死后，太宗命乐人作黄骢叠曲，以示悲悼。乌夜村是晋代何准隐居之地，其女儿即诞生于此，后来成为晋穆帝的皇后。诗人在此加上“梦远”二字，则意为着这样的荣华富贵之梦已永远不可重视，正如死去的骏马黄骢已永远不可复生一样。所以，诗人所感到的，并用来传给读者的，乃是彻底的，不存在的任何希望的幻灭，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幻灭。

　　于是，剩下来的唯一的路就只能是逃避；“莫听临风三弄笛”。也就是说，不要再听那悲衰的音乐，想那些悲哀的事情了。然而，“玉关哀怨总难论”。幻灭的哀愁是深深潜藏在心底，又逃避不了，逃避本身也不得不归于幻灭，而诗人与读者也就是只能永远沉浸于幻灭的悲哀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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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阕由问句起：“问君何事轻离别”，这句是词人故意模拟妻子口吻质问自己：你为何轻视离别？表面上是妻子恼我，骨子里是我谅妻子，笔致深情而委婉。接以“一年能几团圆月”句，其怅叹离多会少之情已见。词人并不是“轻离别”，只是身为康熙皇帝的一等侍卫，他随扈出行，不得不离，不得不别。“杨柳乍如丝，故园春尽时”二句出之以景语，以美好的春色反衬有家难归的悲凄。“乍如丝”生动形象的写出了北地的季节在仲春，那么此时“故园”也就春意阑珊了。

　　下阕明确点出“归不得”的缘由，即扈驾从巡，身不由己。“春归归不得”一句上承“杨柳乍如丝，故园春尽时”，言春尽而不能归的怅惘心情。“两桨松花隔”，南朝民歌《莫愁乐》：“莫愁在何处？莫愁石城西。艇子打两桨，催送莫愁来。”词人反其意而用之，说是因为被松花江阻隔，不能回去。表面是怨江，实际上是怨侍卫之差事阻其归家与妻子相聚。结篇二句是此时心态的描写，即追思往事，令人心寒，犹如眼前松花江水的寒潮起伏，不能平静。

　　全词话语直致，但内容曲折，首句的拟言和结句的用典都为本词增加深沉宛转之情，深婉感人。

参考资料：

落日松陵道，堤长欲抱城。
塔盘湖势动，桥引月痕生。
市静人逃赋，江宽客避兵。
廿年交旧散，把酒叹浮名。

　　这首诗扣住吴江的地理形势和有关的历史事件，巧妙地融写景、叙事、抒情为一体，寓意深刻，感慨良多。

　　此诗上半部分描写吴江自然景色，首联所说“松陵”，为吴江旧称。吴江县城东南旧有一条长堤，界于松江与太湖之间，蜿蜒八十余里。诗人走在黄昏的吴江道路上，远远望去，这堤好像要抱住整座县城一样。一个“抱”字，把长堤拟人化了，不仅形象生动，而且写出了它对吴江县城护拥偎倚的情态。首联是对吴江的远眺，颔联两句，则由远而近，进一步作具体刻画。第三句所说的“塔”，原在吴江东门外的宁境华严讲寺内，共七层，高十三丈，形方，故名方塔。方塔在湖中各处均可看见，而其自身位置又是固定不变的，这就仿佛湖势在围绕着方塔移动。第四句所说的“桥”，一名垂虹桥，俗呼长桥，东西百余丈，多至七十二孔，中间有垂虹亭；前临太湖，横绝松陵，湖光海气，荡漾一色，旧称“三吴绝景”。由于桥身很长，所以有一种似乎淡淡的月痕是由它牵引而生的感觉。两句抓住当时吴江最具特色的景物，做了典型的概括描写。诗中有塔有湖，有桥有月，动静相宜，交相辉映，组成了一幅空明清旷的图画。同时，颔联这两句除了写景之外，实际上另有某种深刻的寓意蕴藏在内，与颈联相呼应。

　　颈联“市静人逃赋，江宽客避兵”，这两句为全诗关键，它描写了吴江在赋税重压、战乱摧残之下的萧条景象。市集沉寂，是由于百姓忍受不了重敛苛征，被迫逃亡；江面空阔，是由于行客为了躲避兵火战事，隐身遁迹。这“市”和“江”的萧条景象，一方面和前面“湖”和“月”同样开阔，另一方面却又使得原来的秀丽景色整个地为之黯然，蒙上了一层凄清惨淡的色调，从而产生了对照鲜明的艺术效果。再结合颔联“塔盘”、“桥引”两句。所谓“湖势动”，即可以视为写自然之景，也可以看作是对颈联的“逃赋”和“避兵”的人间风波的一种形象的暗示。所谓“月痕生”，则在写景之中隐寓清兵南下之意。月属阴象，因而在古代诗词中往往用来比喻外族。如清初著名女词人徐灿的《踏莎行》即云：“碧云犹叠旧山河，月痕休到深深处！”这里的“碧云”典据梁朝江淹《休上人怨别》诗：“日暮碧云合。”意思说当时的南明小朝廷虽然已经日薄西山，但毕竟还在坚持；“月痕”则指清兵，希望它不要消灭南明。吴伟业和徐灿是同时代人，并且还是儿女亲家。他作《过吴江有感》时，明朝政权已经彻底覆亡，所以一开头写的就是“落日”而不是“日暮”；因此颔联中的“月痕生”，也同样应是暗指清兵到来，而颈联的“避兵”，由此也不显得突兀而出了。如此，全诗的结构脉络便可一目了然。首联总起，概括吴江形势，点明时代背景；接着一分为二，颔联、颈联由暗而明，既是写景，又分别暗示了清兵南下、人民离散。最后，诗又合二而一，归结为故国沦丧，交游零落，身世凄凉，唯有感叹而已的悲凉情怀。

　　尾联“廿年交旧散，把酒叹浮名”，这里的“廿年”不一定是确指，它可以包括清兵南下至写作此诗这二十余年的时间。“散”字承上文“逃”、“避”二字而来，“人逃”“客避”，故友自然也都离散了。这句虽然说得较虚，不过，此中仍有故事可稽。明朝既亡，许多爱国文士相率结为诗社，遁迹林泉，砥砺气节，暗图匡复。顺治七年（1650）开始出现的吴江“惊隐诗社”，在当时尤为著名。吴江的吴炎、潘柽章，昆山的顾炎武、归庄等人，都是它的主要成员。康熙二年（1663），庄廷鑨“明史案”兴，清王朝借机大搞株连，屠戮遗民志士，“惊隐诗社”亦被迫停止，吴炎、潘柽章也惨遭杀害，顾炎武曾做诗文吊之。而吴伟业同他们都有交往，因此，“廿年交旧散”云云，大概正是“有感”于这一事件。至于“把酒叹浮名”，则是吴伟业本人的身世之感。他在明朝少年高第，前程似锦，而明亡以后，由于“浮名”太盛，被迫出仕清廷，晚年才得以回乡家居。“浮名”之累人如此，反不及故友们或死或遁；名节不堕，令诗人深为叹息，借酒浇愁。

　　纵观全诗，前半首写“过吴江”，是叙事；后半首写“有感”，是抒情。然而，抒情之中，兼有叙事。首联“落日”，诗人离吴江还较远；颔联“月痕生”，渐渐接近吴江；颈联“市静”，表明已经上岸；尾联“把酒”，则是住下之后发现“交旧散”，才对“酒”兴“叹”的。全诗按照时间先后依次描述，层次分明。因此，后半首既是写“有感”，又是续写“过吴江”。同样，前半首的“落日”，“月痕生”，暗示了明朝的覆亡、清兵的入侵，所以，它既是写“过吴江”，又是预写“有感”。可见，在本诗中，叙事与抒情，“过吴江”与“有感”，已经达到了相互渗透、不可截然分割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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